当初和“海马”那帮作家一样拥有“艺术战友”地位的编剧，是西影厂的芦苇。芦苇本来做美工，跟周晓文合作《他们正年轻》时，参加剧本讨论来了句，我觉得这本子不够严密。周就让他改一稿，可惜拍出来没上映。
紧接着，周晓文拍《最后的疯狂》和《疯狂的代价》，都是美工芦苇来执笔。写好剧本帮西影挣了一大笔钱。尤其《疯狂的代价》，卖了三百多个拷贝，名气一炮打响。没多久，张艺谋拍《红高粱》拿奖，远在美国学习的陈凯歌坐不住了，赶紧回来拍了部《边走边唱》。片子筹备期间，陈凯歌看到芦苇写周晓文的文章，非常喜欢，两人就认识了。
这才有了《霸王别姬》的合作。
拿到小说，京剧票友芦苇很高兴，跟陈凯歌提了一个条件，说故事你别插手让我来负责。陈导当时还很谦虚，所以编剧一职，由芦苇独立掌权。《霸王》拿奖，老谋子也坐不住了，找芦苇编了《活着》。这两部电影的改编细节，用了不一样的技巧。日后芦苇反复提及，当年作为编剧，话语权很大，故事上不受资本干预，跟导演之间，也是互相启发。
然而1992年后，随着民营资本和市场崛起，“战友关系”迅速发生了变化。
在计划体制下，大家是为了搞艺术精品。而市场介入后，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陈凯歌、张艺谋，以及靠着北视打下名声的冯小刚、赵宝刚，这些有奖、有作品的导演，地位一下子就起来了。投资人冲他们砸钱。如此一来，编剧工作逐渐成为导演的附庸。
《霸王》拍完后，芦苇对陈凯歌说要找机会复盘一下。十几年过去了，陈凯歌都没找过芦苇。后来拍《风月》，有了“导演中心制”加持，陈导话语权膨胀到无限大，根本听不见意见，连徐枫都镇不住，剧本越写越糊涂。
芦苇也知道，以后再合作，身为编剧，跟张艺谋们已不在一个对等的层面谈话：
“当初彼此还是以电影艺术质量为重的有志者，平等合作，携手共进，现在这种氛围早已不复存在，因为身份面貌都改变了。”
就这么着，编剧的地位，一夜间从“艺术战友”，变成了“导演帮手”。也正是在市场崛起中，1995年前后，职业编剧队伍越来越大。借着影视行业的东风和资本热钱的涌入，编剧收入从每集一千，涨到了一万。2000年，据说连枪手都能拿到三五千。
好多会写字的，都做起编剧。
从哈工大毕业后，石康干了一年编程，然后开始自由撰稿，靠写点小品、MTV脚本碎活维生。1993年，他接到第一个电视剧剧本，一集1200元。翻了几本《电影文学》就开干。后来他写了17集，稿费涨到2000一集，3天一集，比干别的挣钱多了。时至1999年，石康一集的稿酬涨到了2.5万元。2000年他给冯小刚写《大腕》，预付款就先拿了5万元。